冰雪暴（上） (第2/6页)

菜汤。

    刘博兼本还想说点什么，少年却没顾得上这么多——他一天没吃饭，眼睛都快饿得发绿了，接过托盘道了谢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他吃得急，被噎得直打嗝，这幅样子把刘博兼逗乐了。来莫斯科的公费生，大多都是些学者、教授，养尊处优惯了，见了外国人的食物没一个不唉声叹气的——像少年这样不挑食的人，他是第一个见。

    “小同志，”他笑着把自己那份也推了过去，“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里人，多大了？”

    伍秀泉放下碗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又红了脸。“……我叫伍秀泉，是湖北武昌人，”他低头，扯了扯自己打了补子的短大衣下摆，“今年十七。”

    “哦——那你和我幺弟年纪相仿，”刘博兼看到少年嘴角还沾着一圈红菜汤的印子，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张手帕，递给他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嘴角，“独自出这样的远门，很不容易。”

    伍秀泉耳朵通红地接过洗得干净的手帕。对面刘博兼的目光温润、明亮、充满希冀，并没有取笑他的意思，多少打消了这只离巢的稚鸟初到陌生国度时残存的不安。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放松下来，于是，在散步回宿舍的路上，伍秀泉又与他聊起自己在武汉时与反动警察周旋，上街张贴标语、散发进步传单的事。

    刘博兼弯着眼笑，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看不出来——我们秀泉同志，小小年纪，有勇有谋啊！”

    刘博兼恰比他高一个头，骨节分明的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宽厚而和缓。伍秀泉感觉自己的脸又开始烫起来了。

    天色渐暗。沃尔洪卡大街上，下了班的人们排着令人沮丧的长队挤上电车，像鱼群一样沿着灰紫色的天际线远去；一些粗布衣服上沾满机油的工人正坐在沿路的石阶上醉醺醺地聊天，或者揣着他们的铁皮酒壶对路过的女人吹口哨。刘博兼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袖角，示意伍秀泉走得离自己更近些，让他们不至于被人群挤散。

    刘博兼在聊他在比利时和巴黎时，在工厂里做工的经历：“旅法共产主义小组”，“占领里昂大学”，然后又聊二十五日起义。

    他的语气清朗、沉稳而平和，而莫斯科的温度并没有升高。但伍秀泉站在一旁听着他的声音，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胸腔中剧烈地鼓动起来——除了无产阶级思想、布尔什维克和改造满目疮痍的旧世界之外，一种少不更事的赤色脉搏，自他青涩的脸颊一路奔袭，直烧进年轻的心脏里。

    2.

    作为警卫员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贴身保护首长的安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琐碎的日常任务，其中就包括照顾首长的饮食起居。

    首长早年在苏联留学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又担任过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务，身上一直保持着许多像苏联人一样的旧习。他对苏联生产的某些物品也情有独钟，这种喜爱在我看来，有时候甚至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。

    比如，首长钟爱一种老式的苏联洗衣皂。这种肥皂并不贵，一般的百货商店里也能买到，味道原始而朴实，褐色的皂砖有股淡淡的硫磺味。和现在时兴的香皂香味相比，它没有任何特别之处，但在我的印象里首长只用那一种。

    首长在生活中并不讲究，吃住尤其朴素。但唯有在这种不太起眼的小事上，他的坚持格外固执。我也问过首长要不要换成别的，他总是笑着摇摇头，然后回答我：“用习惯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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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两个月一晃即过。北国的隆冬时节，除了更大更密的雪花和更深更厚的积雪，景致与初来之时并无太多区别；只是莫斯科河全结了冰，因此，每个周末，一艘巨大的破冰船都会从河道上驶过，在整座城市的云层下发出钢铁的嘶吼。

    伍秀泉正是被破冰船的轰鸣声吵醒的。推开宿舍的窗台，白茫茫的沃尔洪卡大街上，清洁工正在给欧洲松的树干整齐划一地刷上灰浆，并一直延伸向远方的集体公寓和东正教教堂——少年想到，他的俄语教师伊万诺维奇在上周的课堂上曾隐晦地暗示他们“远离教堂”、“别惹麻烦”尽管他也曾是一名牧师，不由得像被烫伤一般收回了目光。

    校舍对面是公园，中央立着伟大导师列宁的雕像，尽头则密密地种着一片乔木林。远眺了一阵，伍秀泉本打算去温习功课，但冬日的街心上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刘博兼正穿过街道，不疾不徐地往公园里去。他心里一紧，没经过多少思考，便抓上大衣，飞快地跑下了楼。

    “刘书记！”

    走在前面的男人回头，“小伍？”他站定，脸上仍带着那种温和的笑，“今天休息？”

    少年点点头，因为快跑而喘出的粗气在空中凝成一股白雾。刘博兼见状，抚上年轻人的后背，慢慢地顺：“别着急。”

    “书记，您怎么在这儿？”伍秀泉顺平了气，眨着眼问。

    刘博兼没回答，只是敛了笑，抿了抿有些干裂的嘴唇。少年人这才注意到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和发青的胡茬，怎么看都是一夜未眠的疲态。

    皱眉思考片刻，年长者才轻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    他带着年轻人向公园深处走去。穿过乔木林有一片被烧焦的空地，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同期的中国同学，还有一两个会讲中文的苏联人。伍秀泉探头探脑，正想要张望一番，被刘博兼一把拉住，藏在一棵粗壮的椴树后面。他把食指按在嘴上，摆出一个安静的手势。

    “难道不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托派主张，要派红军正规军出兵德国么？”一个年轻的学生毫不客气地用手指着另一个人的脸。伍秀泉认识那个咄咄逼人的青年，是刚来不久的留学生，姓林，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。

    “无稽之谈，”被骂的那个人年纪大些，带着厚重的眼镜，但语速很快，“我们确实曾经主张帮助德国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——但那主要是政治上的！德国人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完蛋了，一团糟，”他胳膊上下晃动得很剧烈，“那时，我们德国的工人同胞，需要的是革命理论的支持，需要一个像我们布尔什维克人一样的革命党，或者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那样的领袖——”

    另一个学生打断他，用词更尖锐，“但是，事实上，同志们，结果你们都见到了，德国人的十一月起义就是一场骗局。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理想被出卖了，工人党勾结反对军队，把共产主义者和劳动人民的命出卖给了魏玛共和国。托洛茨基完全是错的。”

    “等着吧，”那个叫林寒的学生又开口，“托洛茨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你们也